2024·智慧检务篇 | 创新经验之“数字赋能拓展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路径思考”

　　为深化政法智能化建设，加强“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智慧司法”等信息平台建设，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同政法工作深度融合。法制日报社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

　　作为装备展配套活动，法制日报社于2024年3月继续举办了2024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经验征集宣传活动，活动征集了“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智慧司法”创新经验。

　　在2024年7月10日至11日举办的成果展上，对入选的创新经验进行了集中展示，并已编辑整理成册——《2024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经验汇编》。

　　该汇编分为智慧治理篇、智慧法院篇、智慧检务篇、智慧警务篇、智慧司法篇五个篇章，为政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及时、准确、 实用的资讯信息与经验观点。

　　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特开辟专栏，将部分创新经验进行展示，敬请关注！

　　以下推出的是《智慧检务篇 | 创新经验之“数字赋能拓展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路径思考”》

　　数字赋能拓展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路径思考

　　袁雪梅 徐书伟  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检察院

　　【摘 要】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强制报告规定：教育系统、医疗系统、村（居）民委员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但司法办案实践中，仍然存在强制报告制度知晓度低、报告主体主动报告意识不强等问题，导致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形难以做到精准预防，亟待通过数字化、智慧化路径构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实现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数据联通，深化对检察监督的智慧支撑，提高未检综合履职的实效。

　　【关键词】未成年人检察；数字赋能；强制报告；场景化应用

　　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作为照亮隐秘角落里无声罪恶的一道“强光”，是补齐全方位保护未成年人体制“薄弱环节”的有效路径，将未成年人强制报告执行插上“数字翅膀”，让数字化为未成年人保护提供开创性、突破性、变革性的强大推力和发展活力，促进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从“空转”到“落地”、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的深刻转变，是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实现质效跃升的应有之义。

　　最高检2023年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2）》显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总量虽然有所下降，但性侵案件仍呈上升趋势，侵害未成年犯罪形势仍不容客观，需引起重视，亟须采取更加切实可行、有效的防范措施。让强制报告主体落实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是检察机关应有的职责所在。在此背景下，借助数字力量，探索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路径选择，构建强制报告闭环式场景化应用，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提供改革机遇。

　　一、数字赋能强制报告场景的现实意义

　　（一）创新检察监督工作模式

　　提升监督效能。一是未检四大检察职能由分散式开展，转变为一体化融合监督的新模式，充分发挥了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职能优势发现线索，解决案源较少的问题；二是本地区未检工作由以往各自零散探索转变为上下联动一体化协同开展模式，解决了工作发展不平衡难题；三是由传统个别监督，转变为全面系统化“立体式”可持续监督模式。传统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得到长足发展与进步，但重点局限于个案证据标准、审查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个案监督的作用虽不可否认，但局限性明显，从社会治理层面看，绝大部分个案监督只能满足案件当事人的法律需求，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

　　（二）促进多部门协作

　　形成共赢式监督新形态。一是检察机关立足刑事案件，发挥行政检察、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以融合共赢的方式推动行政机关构建行政执法闭环，形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合力。二是突破检察机关、市场监督管理、卫健系统等部门之间的壁垒，通过数据多次碰撞，打通执法链条，将执法不严转变为严格执法，实现各部门职能深度协同。

　　（三）完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实现系统性行业治理。一是可将单一的大数据模型的运作模式复制到其他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中，优化了大数据建模的应用成本和开发周期。二是立足司法保护，与未保的“五大保护”精准协同，推动未保多部门共建共治共享，从源头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被侵害的现象，实现司法保护1+5大于6等于“实”的综合成效，实现未成年人检察监督工作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高效落实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存在的困境

　　强制报告制度自施行以来，取得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使很多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得以及时发现。但实践中，部分报告主体由于对报告认识不深不透，导致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线索少、线索发现困难、被侵害未成年救助不及时及取证不全易造成被害人二次伤害等情形时有发生。加之，长久以来，我国特有的传统观念的制约，谈“性”色变，导致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不到位，效果发挥不足。一是自身突破心理障碍难，“不敢说”成了性侵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拦路虎”。二是报告主体意识设限多，“不愿说”，易导致未成年人受性侵害的情况很难被及时发现和制止。三是客观证据保全难，“不会说”。综上，现阶段，未成年人被性侵、家暴、故意伤害以及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案件报案率、发现率低等问题仍客观存在，强制报告制度知晓度低、义务人主动报告意识不强是导致涉未成年人案件预防难、发现难、取证难的主要症结，亟待通过数字化、智慧化路径予以缓解。

　　三、性侵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的路径优化

　　如何结合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新问题、新要求、新特点，进一步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监督体系，必须加强未成年人检察大数据的应用和建设，提高检察建议的科学准确程度，切实履行检察职能，提升未成年人检察的智能化水平。

　　（一）加强“智慧未检”建设

　　畅通强制报告线索发现渠道。做实数据治理、聚合、管理、应用，让数据“开口说话”。一是整合检察系统内部数据库。当前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发展成效不均衡，数据未贯通，易形成信息孤岛，有必要继续加强未成年人检察数字监督的平台建设，进一步规范检察系统、数据对接标准，打通共享分析渠道，让更多“沉睡数据”充分激活和利用。二是建立政法系统的信息共享平台。建议由政法委牵头，检察机关与公安、法院、司法局等单位进行沟通，商议政法数据共享事宜，建立政法系统的数据共享机制，充分发掘数据碰撞结果的可利用率和有效性。三是加强跨部门数据共享，拓展和合理使用外部数据，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数据为基础，建立健全“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大数据平台”，实现未成年人检察数据库与网信部门、民政部门、卫健系统、群团组织等相关专项行动案例库、数据库等的对接，归集涉未成年人司法、执法数据，行政管理数据和社会治理数据，推动数据共享共用，积极构建数据应用场景，实现数据资源在涉未成年人四大检察监督履职中高效配置与运用，全面实现融合式监督。

　　（二）延伸强制报告领域

　　实现从救济型情形到预防型情形的转变。针对前述不同适用情形，将强制报告的范围从救济型的不法侵害延伸至侵害未成年人姓名权、生存权等预防型领域。在报告领域扩宽的同时，形成以卫生健康部门涉未成年人数据为主要来源的“1+N”式数据聚合及相应的预警规则。一是常见救济型强制报告情形。通过设置相应关键词筛选，实时获取医疗数据等，实现大部分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的自动预警。二是预防型强制报告情形。通过调取数据比对发现托育机构等存在未备案即经营情形，并协同卫健、教育、公安等部门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对托育机构备案管理、从业人员资格审查，确保年幼未成年人受到全面保护。此外，还可通过调取未成年人就学信息与旅店住宿记录、行政违法处罚记录等进行数据碰撞，比对出疑似辍学未成年人、“黑户”未成年人线索，依托民事支持起诉、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及时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姓名权等。

　　（三）坚持问题导向

　　加强分析研判，形成长效治理合力。在解决好线索数据池的基础上，依托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优势，充分发挥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监督职能，通过数字化场景应用，与各行政执法部门相关业务数据进行碰撞，推送可能存在的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风险因素，从而便于相关职能部门提前预防和及时干预，让未成年人保护难题得到靶向施治，从而推动未成年人法律监督由点到面、由个案到类案、由一域到全域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四）构建综合性未成年保护机制

　　做实强制报告“后半篇文章”。通过强制报告数据模型运算，对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履行监管职责，是否履职到位等线索开展分析，全流程开展法律监督工作，进一步延伸检察监督触角，为强化法律监督、深化能动履职、做实诉源治理提供系统性依据。对于应该履行报告义务而未履行的责任单位，检察机关通过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监督其履职，对于涉及未进行报告的人员，建议有关部门坚决追责问责，有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通过“四大检察”能动司法、融合履职，促使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及时得到公安机关、卫健、妇联、民政、教育等职能部门支持配合，一站式推动综合救助服务，一体化推进未成年人权益综合保护，进一步织密织牢未成年人综合保护“防护网”。

　　责任编辑：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