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驾驶类案件大数据监督治理模型

　　2018年至2021年，昌平院共办理危险驾驶审查起诉案件959件，占同期审查起诉案件总数的15.17%，危险驾驶案件高发态势明显。四年来，年度分布为90余件、180余件、260余件、410余件，案件数量连年持续攀升。酒精含量在160毫克/100毫升以下的430件，占到44.84%，绝大多数是出于酒后侥幸心理。在全社会高度关注、治理投入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危驾治理边际效用递减的现状，反映出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开展诉源治理的现实需求。为此，我院聚焦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强化“治罪向治理转变”的思维，深挖自有的900余件危驾案件数据富矿，构建了危险驾驶类案件大数据监督治理模型。

　　一、制作危驾数据地图，开展源头治理

　　依托900余件危驾案件，在昌平区域百度离线地图上，精准标记饮酒地点、设卡查酒驾地点、发生交通事故地点、举报查获地点等案发位置要素，同时全面标识案发点位半径2公里内的饭店、KTV、商场、停车场等关联场所要素。以上要素均以不同颜色、图形、数字做出区分。由此，形成了热力图形式的昌平区危驾时空地图，加上对危驾案件按照年份、月份、一天内时间段的统计作为辅助，可以直观反映出昌平区危驾多发的地点、时段，以及周边生活服务设施情况，为数据分析奠定了基础。

　　数据分析共分三步：

　　第一步，分析发案趋势。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昌平区东南部2018年以来危驾案件共669件，占全区此类案件总数的69.8%，4年来各年发案数分别为59件、141件、202件、267件。反映出昌平区危驾犯罪呈现出集中于东南部且逐年上升的特点。

　　第二步，锁定高发区域。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锁定昌平区危驾案件高发地为“回天地区”（回龙观、天通苑）、未来科学城地区（北七家、小汤山、沙河）、昌平城区（城南、城北），三地均呈现出密集化、增长快的趋势，分布均匀且集中。

　　第三步，聚焦特定场所。通过放大地图模型，可以看到案发地周边2公里内的KTV、酒店、酒吧、饭店等具体位置，并能精准确定最具集中性和代表性的关联场所。比如，2020年G6辅路北郊农场处共有5次危驾，周边涵盖饭店10家、公共停车场10个、酒吧5个、酒店8个、KTV7个；2021年的危驾案件中，行为人案发前曾在松**村饮酒共计10件，其中在松**村**饭店饮酒3件。

　　诉源治理重点：

　　依托以上危驾数据地图，锁定高发区域、精准定位场所，能动开展工作，势必会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源头治理的着力点锁定在回天地区、未来科学城地区、昌平城区，重点场所定位在发案率较高的点位周边饭店、酒店、公共停车场等，以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传视频等方式集中力量开展预防危驾宣传。将地图模型成果通报给相关部门，通过强化公益信息推送、调整警力布防等形式形成治理合力。定期对治理效果进行阶段性评估，动态锁定、调整醉驾高发时区，将更多的检察效能释放在源头治理的薄弱区域。

　　二、关注党员关键少数，推进法纪衔接

　　借助大数据开启了对党员危驾案件的分析研判。立足2019至2021年昌平院所办理的危驾案件情况数据，分别来源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电子文书卷宗的刑事判决书、检察业务应用系统电子卷宗的刑事侦查卷宗、从法院调取的党员危险驾驶犯罪判决信息、从公安机关调取的查获危险驾驶犯罪信息、区委组织部门提供的党组织关系信息、区纪委监委提供的党员党纪处分信息。根据这六大数据来源，通过四大步骤（1.抓取信息，提取要素；2.汇总数据，对比清洗；3.数据碰撞，锁定异常；4.移送线索，开展监督）对危驾犯罪人员身份信息、政治面貌信息、查获违法时间、刑事立案时间、行政处罚时间、行政处罚结果、党纪处分时间、党纪处分结果等分别筛查出有可能性的治理线索。

　　1.治理点一：审判机关对危险驾驶犯罪被告人党员身份认定疏漏

　　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抓取危驾犯罪中被告人政治面貌为党员的案件信息，与侦查卷宗中的党员党组织关系证明相互比对，进行数据清洗，确保政治面貌为党员的危驾犯罪被告人信息全面准确。将政治面貌确为党员的危驾犯罪被告人信息与法院判决相比对，找出法院对危驾犯罪被告人党员身份认定疏漏的情况，向法院发出法律监督文书。最终核查出在2019至2021年危驾案件中，被告人为中共党员的共为67人。在67人中，共4件危驾犯罪案件的判决、裁定中漏写被告人党员身份。针对判决书遗漏党员身份问题，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规范在判决中党员身份认定工作。

　　2.治理点二：公安机关未核查出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的党员身份

　　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抓取危驾犯罪中被告人政治面貌为群众，且其户籍地、住所地或工作单位在本辖区的案件信息。与调取的公安机关的危驾犯罪案件信息、法院的党员危驾犯罪信息进行比对，将司法机关认定的政治面貌为群众的危驾犯罪被告人信息送交区委组织部门，函请其协助核查上述人员的政治面貌。将核查出的被告人犯罪判决情况和隐瞒其党员身份的情况作为监督线索一并移送区纪委监委。在昌平院2019至2021年所办理的危驾犯罪的884人中，筛选出816名自述政治面貌为群众的被告人。其中，户籍所在地在昌平区的被告人124名，户籍地在昌平之外的被告人为692名。通过联系区委组织部，发现有1名自称群众的被告人的实际政治面貌是党员。对692名户籍地在昌平区以外的自述政治面貌为群众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与被告人户籍所在地组织部门进行碰撞，最终发现2人为中共党员。

　　3.治理点三：党员危险驾驶犯罪后未受党纪处分的

　　围绕党员犯罪后是否存在刑事处罚与纪律处分衔接脱节的问题，在大数据核查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调研。从检察业务应用系统抓取危驾犯罪中被告人政治面貌为党员的案件信息，与侦查卷宗中的党员党组织关系证明、判决书相互比对，将政治面貌确为党员的危驾犯罪被告人信息移交区纪委监委，与其党员党纪处分情况数据进行比对，找出党员危驾犯罪后未受党纪处分的情况，作为监督线索移送纪委监委。经数据分析，在2019至2021年昌平区犯危险驾驶罪的67名党员中，党组织关系在昌平区的为19人，党组织关系在昌平区之外的为48人，涉及北京其他区以及河北、吉林、湖北、江苏等多省市。通过与昌平区纪委监委掌握的数据信息比对，发现纪委监委未掌握党员危险驾驶判决情况3件，导致上述党员没有受到相应的党纪处分。对昌平区外的48名被告人中共存在28名被告人的党组织关系所在地纪委监委对被告人的犯罪情况不掌握，导致28名党员在犯罪后至今未受到应有的党纪处分，而长期仍为在册党员。最终检察机关向各地纪委监委移送其不掌握的党员犯罪判决情况线索30件。

　　4.治理点四：党员犯危险驾驶罪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当移送而不移送、应当行政处罚而未处罚

　　通过公安机关提供的涉嫌危驾的人员身份信息、政治面貌信息、查获违法时间、刑事立案时间，将同一醉酒驾驶人的信息进行比对，发现党员达到危驾犯罪标准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应当移送而不移送、应当行政处罚而未行政处罚或者处罚不到位（未吊销全部驾驶证）的案件，排查出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纠情况，深挖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违法犯罪线索，助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

　　三、规范代驾平台管理，推动行业治理

　　以959件危驾案件为样本，以“代驾”为核心要素，进行数据的再加工。

　　数据分析共分三步：

　　第一步，梳理案件信息。发现2021年以来，已有多件与北京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危驾案例。问题多集中于交接车辆的衔接方面，如因疫情期间代驾没有出入证不能进入小区、代驾未将顾客送至指定地点等。

　　第二步，制发检察建议。上述案件反映出滴滴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存在培训不完备、监管不到位、服务有欠缺等问题。对此，我院已向滴滴平台制发检察建议。

　　第三步，持续跟踪进展。同滴滴公司相关负责人开展线上座谈，督促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高管理和服务质量，切实解决代驾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诉源治理重点：

　　近年来，代驾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酒后找代驾本来是为了避免危驾的发生，却因和代驾交接车辆衔接问题引发危驾案件，这一结果与当事人找代驾的目的以及代驾行业存在的价值相违背，应当通过规范代驾平台监管加以解决，以检察能动履职助力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我们结合案件办理，依法向滴滴平台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该代驾平台加强合规建设，注重对代驾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与代驾从业人员签署“尽到对客户的提醒和风险提示义务”的承诺书，对未尽到责任而引发危驾案件的，给予代驾从业人员一定时期或长期限制接单的惩罚。下一步，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案件，以检察建议的形式，将上述要求拓展到曹操出行、E代驾等其他代驾平台，努力扩大行业治理的覆盖面，助力压减此类危驾案件的发生。

　　四、聚焦车险欺诈情形，实现融合治理

　　立足于900余件危驾案件，与保险公司建立合作机制，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协同履职，提升治理效能。

　　数据分析共分三步：

　　第一步，梳理案件信息。排查出其中车辆发生事故的有160余件。在此基础上，对接人保财险公司，获取了该公司涉案车辆理赔信息。

　　第二步，发现异常数据。通过将上述涉案车辆嫌疑人、被害人的身份及车号信息与人保公司的理赔信息碰撞，比对发现有10件涉及酒驾受害方报案车辆，其中2件系被害人在已知嫌疑人酒后撞车发生事故且已获得赔偿的情况下，以停放被撞为由继续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可能存在车险欺诈的情况。

　　第三步，及时移送线索。向人保财险公司进行情况通报，并将监督线索移送民事检察部门，通过刑事、民事协同配合，推动检察机关全面履职、实现融合发展。

　　诉源治理重点：

　　近年来，媒体对酒驾掉包、重复索赔等车险欺诈案件多有报道，跟进这一社会问题，通过综合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以车险欺诈治理推进危驾诉源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要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协作，刑检部门要增强反哺、支撑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的意识，对于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发现的监督线索，及时开展移送工作，探索通过民事支持起诉、提出惩罚性赔偿诉求等方式，维护被车险欺诈保险公司的权益。当前，我们只是和人保财险公司开展了合作，下一步，可以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平安财险、太平洋财险、国寿财险等财产保险公司，进一步织密诉源治理的网格。另一方面，主动对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建议加大行业管理力度，探索建立对于酒驾醉驾前科人员调高其车辆保费的预防性惩戒机制。同时，对于不遵守上述行业规则、恶意压价竞争的保险公司，也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惩戒措施，形成完备的治理体系。通过融合履职、多方联动、综合施策，提高当事人违法犯罪的经济成本，从而实现诉源治理、压减犯罪的效果。

　　我院危险驾驶类案件大数据监督治理模型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目前所有要素均可在全市范围内延伸适用，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同时，数据样本越大，治理效果也会越好，因而，该数据模型也具有拓展的必要性。下一步，我院将持续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推动危险驾驶大数据模型的完善和运用，为首都检察高质量发展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责任编辑：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