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化人还是以权压人？论监狱人民警察管理风格对服刑人员攻击行为的影响

　　智慧监狱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开展智慧监狱队伍建设，提升监狱人民警察(以下简称监狱民警)管理水平，使之适应法治中国新要求，是提升智慧监狱“软实力”，确保监狱安全稳定的应有之意。

　　一、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监狱民警依法履行惩戒犯罪的同时，更重要的职责是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使之成为认罪悔罪、懂法守法的合格公民。监狱民警通过法律赋予的权力对服刑人员进行管理，这决定了二者之间是监管与被监管、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监狱民警的管理风格对服刑人员的情绪、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民警管理风格强势、威权，其所分包的服刑人员易发生争吵、打架等攻击行为，而德行好、处事公平的民警所分包的服刑人员发生攻击行为的概率则较低。本研究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警管理风格与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监狱民警变革管理理念，提升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德行管理风格强调管理者优秀的道德品质及行为准则的管理风格，公私分明，公正公平，通过言传身教来鼓励被管理者服从规则。威权管理风格要求被管理者无条件服从命令，体现为管理者认为自己的权威是绝对的，被管理者要绝对服从（郑伯勋, 周丽芳, 樊景立, 2000）。监狱民警作为管理者，依法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以德行管理为主要方式的民警在服刑人员群体中有特殊的威信，在处理复杂问题上有着更好的效果。而威权管理为主的民警在处理服刑人员矛盾冲突时虽然及时、有效，却无法使服刑人员内心真正的信服，易造成潜在的安全隐患。有研究指出，德行管理对管理者利他行为显著正相关（孙利平，凌文辁，2010），威权管理对被管理者的反生产行为显著正相关攻击行为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是指向他人，试图并对其造成实质性伤害的行为，包括愤怒、敌对、身体攻击和语言攻击（Anderson & Bushman ，2002)。认知理论认为个体在面对威胁性刺激时，认知系统会自动地对刺激进行加工处理，如果归因为敌意，则会产生愤怒情绪以及攻击行为。煽动因素和推动力因素是促进攻击行为产生的推力，如外部威胁性刺激和易激怒特质；而抑制因素是减少攻击行为产生的阻力，如较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或自控能力，良好的人际氛围等环境因素。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也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外界的威胁性刺激如民警在管理过程中的威权、辱虐管理方式会形成煽动力，而民警德行管理方式则会形成抑制力，从而减少攻击行为产生的可能性。负性情绪是一种个体心情低落和陷入不愉快境况的主观体验，包括愤怒、耻辱、憎恶、内疚、恐惧和焦虑等令人生厌的情绪（黄丽，2003）。狱是惩戒和改造罪犯的场所，服刑人员极容易产生这类不良情绪，身心由此产生各种不适感。有研究指出，自恋的暴力犯脆弱的自我受到挑战时，会产生愤怒、羞耻、感觉悲伤等负面情绪，在强烈的负面情绪下，个体会行为失控产生攻击行为（刘宇平，2021）。重刑犯长期在拘禁环境下进行改造活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很容易产生负性情绪，一旦受到外界的威胁性刺激，便会产生攻击行为，如辱骂、肢体冲突、行凶等抗改行为。

　　二、研究目标

　　本研究基于维护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工作实际的考虑，从警察与罪犯相互作用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论证哪种管理风格更有利于服刑人员的监管稳定。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1、研究对象

　　选取河北省某重刑男犯监狱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初步筛查出年龄在20-60之间、入狱1年以上的，有基本的阅读理解能力的罪犯300名作为被试。

　　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测量的方式，选用以往研究者成熟的研究问卷，经心理学研究生和监狱民警对题项进行认真讨论和修订，使之更适合服刑人员作答。总问卷包含管理风格、攻击行为、负性情绪三个分问卷方面，共43道题，均采用Likert5 点计分，1 表示“完全不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本研究中总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941，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为三因素结构，问卷质量较好。

　　四、研究程序

　　4.1 施测

　　利用服刑人员学习教育日，以团体施测的方式，由监区干警组织所有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在活动大厅集合， 以考试的形式完成问卷，笔者担任主试，向被试介绍本问卷填答要求，测试时间20分钟，完成后当场收回。共计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300份。剔除掉漏题或明显作伪问卷34份，有效问卷266份。

　　4.2 统计工具

　　采用社会统计分析工具（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

　　五、 结果分析与讨论

　　5.1 人口学变量描述统计

　　对回收的266份有效问卷进行描述统计，结果显示，被试年龄在20-29岁之间有22人，占比8.3%；年龄在30-39岁之间有100人，占比37.6%；年龄在40-49岁之间有96人，占比36.1%；年龄在50-59岁之间有48人，占比18%。年龄分布较为合理。被试中暴力犯罪152人，占比57.1%，超出样本半数。被试中余刑在10年以内的有128人，占比48.1%，余刑在20年以内的有196人，占比77.4%，另有50人为无期或死缓，占比18.8%。被试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有214人，占比80.4%，受过高中/中专教育的有32人，占比12%，受过大专以上大学教育的有20人，约占7.6%，其中10人为本科学历。被试中农村家庭有220人，占比82.7%；城镇家庭有46人，占比17.3%。

　　5.2 不同人口学变量在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上的差异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AVOVA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年龄、犯罪类别、教育程度的服刑人员在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重刑犯的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不会因为年龄、罪行、教育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余刑不同的服刑人员在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上均存在显著差异（F=12.075***，p<0.001;F =7.704***, p<0.001），详见表5-1所示。说明余刑的长短与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为了进一步说明差异具体是由哪些组别引起的，需要进行事后多重检验。结果显示，余刑在10年-20年之间的服刑人员产生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与其他组别的差异均比较显著，而其它组别之间差异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余刑是影响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的因素之一，而对于重刑犯监狱来说，余刑在10-20年之间的服刑人员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家庭出身的服刑人员在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上的差异显著（t=-0.065*,p=0.016<0.05;t=-1.697*,p<0.018）。说明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服刑人员在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上存在明显不同。结果见表5-2。

　　5.3各变量之间相关分析

　　运用相关分析法对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监狱民警德行管理风格与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负相关关系非常显著（r=-0.138,p<0.01）,与服刑人员负性情绪之间同样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330,p<0.01）；而监狱民警威权管理风格与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r=0.669,p<0.01），与服刑人员负性情绪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样非常显著（r=-0.701,p<0.01）；服刑人员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r=0.774,p<0.01）。详细结果如表5-3所示。

　　5.4 监狱民警管理风格与服刑人员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的影响机制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清楚监狱民警管理风格是如何影响负性人员的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需要对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4所示。从模型2（M2）中可以看出，德行管理风格对负性情绪呈极其显著的负向影响（β=-0.345，p<0.001），说明监狱民警德行管理风格越强，服刑人员负性情绪就越少；从模型3（M3）中可以发现，威权管理风格对服刑情绪呈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β=0.687，p<0.001），说明监狱民警威权管理风格越强，服刑人员负性情绪就越强；从模型4（M4）中可以看到，德行管理对攻击行为有着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68，p<0.05），说明监狱民警德行管理风格越强，服刑人员攻击行为越少；模型5（M5）是以攻击行为为因变量，以负性情绪为中介变量，以德行管理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受到负性情绪中介作用后，德行管理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下降（β=-0.111，p<0.001），间接效应量增强（β=-0.809, p<0.001），说明德行管理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受到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从模型6（M6）中可以看到，威权管理对攻击行为具有极其显著的正向影响（β=0.036, p<0.001），说明威权管理风格越强，服刑人员的攻击行为就越多；模型7（M7）是以攻击行为为因变量，负性情绪为中介变量，威权管理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后，结果显示，受到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后，威权管理对攻击行为的直接影响降低（β=0.265, p<0.001），间接效应增强（β=0.590, p<0.001），说明说明威权管理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受到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

　　表5-4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5.5 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process中介检验工具（Hayas，2012）对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根据表5-5，负性情绪在德行管理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272，-0.117]，Boot CI的上限和下限不经过“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根据表5-6，负性情绪在威权管理与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为[0.265，0.393]，Boot CI的上限和下限不经过“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5.6 研究结果

　　（1）对于重刑犯监狱来说，服刑人员余刑在10年-20年之间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农村家庭出身的服刑人员相比城镇家庭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

　　（2）监狱民警德行管理风格越强，服刑人员越不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

　　（3）监狱民警威权管理风格越强，服刑人员越容易产生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

　　（4）服刑人员的负性情绪在监狱民警管理风格与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存在间接影响。负性情绪会降低德行管理风格对攻击行为的抑制作用，会增强威权管理对攻击行为的促进作用。

　　六 讨论与建议

　　（1）监管稳定要靠“以法治监”而非“以权压人”

　　社会主义法治监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狱民警是法治监狱建设的主要力量。监狱法赋予监狱民警监管、改造、教育罪犯的权力，代表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因此，监狱民警的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用法治的手段对罪犯进行监管改造。根据研究结果，威权管理更易使服刑人员产生攻击行为和负性情绪，这说明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势必会引起服刑人员的对抗和抵触，进而转化成伺机报复干警、寻衅滋事对抗改造的暴攻击行为，对监管稳定带来巨大隐患。重刑犯监狱监管压力巨大，更应时刻保持警惕，尤其要重视余刑在10年-20年之间的暴力型罪犯，对其管理要完全纳入到国家法律、监狱制度框架内，向规章制度要稳定。防止因干警管理科风格不当引起监管安全事件。

　　（2）监狱民警“以德化人”更能体现管理智慧

　　德行管理要求监狱民警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及行为准则，公私分明，公正公平，通过言传身教来使服刑人员服从管理。根据研究结果，干警德行管理风格可以显著抑制负性人员的服刑情绪和攻击行为，这说明监狱民警“以德化人”在教育改造罪犯过程中有较好的效果。其身正不令而行，监狱民警每天与服刑人员面对面接触，其道德品质和作风直接影响执法威信。在建设智慧监狱过程中，要重视加强干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知识的学习，监狱安全归根到底还得依靠监狱干警这一“人”的因素，提高干警管理水平就是提高智慧监狱“软实力”，“以德化人”就是监狱民警管理智慧的体现。

　　（3）监狱民警要向“知识”要智慧

　　监狱工作的复杂性要求监狱民警具备多方面能力，既要行使警察惩戒罪犯的权力，又要担任教育人改造人的特殊“园丁”，同时还要兼职心理咨询师，解决服刑人员心理问题。因此，监狱民警要不断加强自身学习，向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国学等知识海洋汲取管理智慧，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履行好最服刑人员的监管改造。我们希望并相信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人性化的管理相结合，对教化罪犯，促进监管秩序的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