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与构建： 智慧法院视域下类案检索制度的完善

　　摘要：随着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提速，类案检索制度也应运而生。可以说，智慧法院的到来打破了类案检索制度的时空阻隔，裁判文书公开化为其提供了数据支持。虽然类案检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司法裁判不公的问题，但我们还需正视其存在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析智慧法院视域下类案检索制度的运行机制，从而更好发挥其优势，助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上下求索：剖析类案检索制度产生的根源

　　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不是天然生成的，背后往往交织着政治、社会、法治、法院、科技等多种要素的综合影响。类案检索制度亦是如此。

　　（一）制度层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新招式”

　　伴随裁判文书公开化进程的加快，司法领域存在的类案不同判问题暴露无遗。为此，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文创设了“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机制”，明确法官在办理案件时要全面检索类案与关联案件并制作检索报告。之后，最高院又发布一系列司法改革文件，均将“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作为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归根结底，就是通过类案检索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统一裁判尺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

　　 （二）社会层面：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的“金钥匙”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理想和目标，也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 类案检索制度作为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金钥匙”，承载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殷切厚望，其根本目的在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类似的案件是否得到了相似的判决，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最直观、最朴素的感受。在无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偏离先前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就会给人有违公平正义之感，而类案检索制度正好解决了这种“担忧”。

　　 （三）科技层面：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关键子”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法官员额制改革落实以来，虽然优化了法院系统司法资源配置，实现了法官精英化改革路径，但“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智慧法院的出现打破司法供给失衡的问题，类案检索制度作为智慧法院建设的关键环节，借助大数据，通过对海量案件核心要素检索，快速识别出类似案件，既统一了简单案件裁判尺度，又能够满足法官对复杂案件和法律适用的精准化需求，极大减轻了法官的办案负担。

　　 二、现实考察：反思类案检索制度运行的困境

　　 类案检索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好的，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显露出诸多弊端，其实然状况与应然状况还存在不小差距。

　　(一)困境一:类案检索制度影响法官审判的主导地位

　　随着司法责任制改革，有些法官为了避免承担责任，盲目参照既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从表面上看似实现了类案同判，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多的不公平。笔者曾办理一起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案件，查询了100起案例，其中80%的案件均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受害人的诉讼请求。因该类案件受害人举证存在困难，此时就需要法官综合全案证据、当事人陈述以及案件细节,形成内心确信。但实践中，法官在进行类案检索后，为规避责任，忽视个案的特殊性，以“大多数”检索结果作为裁判依据，导致“类案”反客为主取代法官办案，法官主体位置虚化。

　　（二）困境二:类案检索制度弱化司法裁判的社会功能

　　类案检索制度本身为法官法律适用提供裁判指引，但实践中由于司法裁判文书的公开性，也让案件当事人对其诉讼结果有了心理“暗示”。因当事人在进行类似案件检索时，会刻意忽视掉那些对其不利的裁判。若法院的裁判结果与其预测结果发生矛盾，当事人就会认为法院枉法裁判，引发不良社会效果。笔者曾办理过一起交通事故案件，因肇事车辆参数未达到标准，不能购买交强险，由此引发侵权人是否应当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承担责任的问题。庭后，双方当事人各向法庭提供了数份截然不同的判决。但是因一审裁判结果与一方当事人预测不一致，造成该案上诉、发还又上诉、申诉等，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裁判的社会引领作用。

　　（三）困境三:类案检索制度引发多元型人才队伍建设供需失衡

　　 在智慧法院建设中，人才不可或缺。但是在历年公务员考试中，法院招录的主要对象被限制为法律专业，造成信息技术化人员匮乏。近年来，有的地方法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其招录的信息技术人员又缺乏相应的法律专业知识，于是就形成一个怪圈即对办案业务熟悉的不了解技术，对技术熟悉的不了解办案业务。目前智慧法院建设已升级到4.0版，更加青睐多元型人才。但因为这类人才的缺乏导致类案检索制度重建设轻应用，由此引发在应用环节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大增加了办案人员的负担，对此办案人员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

　　三、迈向未来：探寻类检索制度变革的方向

　　由于我国的类案检索制度正处于建设初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明晰类案检索制度职能定位，使其与法官裁判理性融合

　　智慧法院建设是人工智能与政治文明相的产物。纵观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是改革的最终落脚点，也从侧面反映了法官依然是裁判活动的主导者，所以类案检索制度只能作为法官办案的辅助工具存在。一方面，法官要形成内心确信。司法裁判不仅是理性演绎推理的过程，更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冲突判断。法官不能因为类案检索制度的设立而对其盲目跟从，唯类案论；另一方面，法官要对类案检索制度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因为“法官责任终身制”而把类案作为错案追责“挡箭牌”，逃避责任承担，要做到使类案检索制度与法官裁判理性融合。

　　（二）细化类案检索制度适用规则，使其发挥积极社会功效

　　首先，加强检索平台设计，提高类案的可识别性。现有的类案检索标识不足以区分类案，只是数据的粗加工，建议细化案件分类标签，解决标识不分明问题；其次，以指导性案例为骨架，确定类案裁判的法律效力与层级，对类按不同判的特殊情况要予以明确规定；再次，因案而异，有针对性制作类案检索报告。针对不同案件设置不同报告标准，细化检索报告制作方式；最后，健全类案偏离矫正机制，发挥其预警功能，给予法官提醒注意，并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形成统一标准，防止差异过大，以发挥类案检索制度的应有功效。

　　（三）构建多元型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类案检索智能化水平

　　当前我国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人员三个序列分类管理。对于信息技术人员的定位尚不明确，建议在顶层制度上，将信息技术人员单独序列管理，明确其晋升以及职业待遇保障；在人才培养上，要改变以往单一型法律人才培养方式，转而以培养“人工智能+X”为主的多元型人才；在人才录用上，要改革法院系统公务员考试制度，结合智慧法院建设，选拔真正的人才；在实践中，要强化人才队伍能力培训，注重实操演练，让更多人才参与进来，不断提升类案检索的应用水平。

　　智慧法院的建设方兴未艾，人工职能与传统审判的结合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司法改革的的必经之路。我们应当抓住机会，通过深化智慧法院建设，不断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