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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政法协作链 防控罪犯出监后再犯罪

时间:2019-08-05 16:07:09   来源: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

[法安导读]    近年来,随着监狱监管改造条件的持续改善,民警文明执法程度的不断提升,刑罚威严与高墙震慑对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员而言已缺乏应有的威...

  近年来,随着监狱监管改造条件的持续改善,民警文明执法程度的不断提升,刑罚威严与高墙震慑对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人员而言已缺乏应有的威慑力,形形色色的刑释人员重新犯罪问题,日渐成为社会综治管理的一大热点与焦点话题。全力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智慧政法协作网络和机制,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的应然选择,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之义。

打造智慧政法协作链  防控罪犯出监后再犯罪

  一、数据检索:罪犯出监后再犯罪基本概况

  罪犯出监后重新违法犯罪率,是综合反映监狱惩罚效能、社会安置帮教、个性改恶从善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海南、河北、安徽、山东、浙江省监狱系统在押罪犯中,二次以上判刑比例分别为13.7%、16.98%、20.3%、22.95%和25.5%。最近二年,有些省份在押犯二次判刑者比例已接近或超过30%。这不免让人对现代监狱的惩罚机能、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地方防范与打击犯罪理念与策略有所忧思。

  调查中发现,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监狱在押犯二次以上犯罪人员中本地户籍比率相对较低。如中国监狱工作协会回归社会学专委会、浙江省司法厅基础工作处联合组成课题组,持续跟踪调查了浙江省15个县(市、区)本地籍刑释人员五年来的违法犯罪状况,统计数据显示,2010至2014年,浙江15地本地籍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分别为5.39%、4.83%、7.72%、5.33%和4.73%。另据浙江省乔司监狱对2012-2017年9647名浙江省籍刑满释放人员的调查,得知重新犯罪者有522人,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5.41%。

  虽然在重新犯罪概念界定与统计口径上,世界各国有所差异,但是罪犯刑释后再犯率普遍较高是不争的事实。1994年,美国联邦司法部统计局对释放三年的罪犯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罪犯重新被监禁率为51.8%;英国司法部重新犯罪率的统计报表显示,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大约有17万人被重新定罪,英国罪犯的重新被定罪率是26.9%;2010年,荷兰成年犯释放后两年内再次犯罪的比率为47.3%;201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某监狱罪犯的重新监禁率为30.2%,比2008年降低了10个百分点;2015年,日本罪犯再犯率为48.0%,比上一年上升了0.9%。

  二、焦点透视:从政法协作视角探析罪犯再犯问题

  罪犯出监后重新走上违法犯罪之路,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个人“三观”依旧偏离、就业谋生屡次碰壁、处世技能非常欠缺、情绪管理能力低下、个人劣行继续发酵等。下面着眼从政法系统部门协作之视角对罪犯再犯的成因作一分析:

  (一)政法系统尚未建立起全国联网的重点人员数据库。当前,针对那些惯犯、累犯、有严重心理或人格障碍犯、危安犯,以及出监后需要持续监管、帮教的人员,监狱机关尚未和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进行深入合作(当然也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及时将重点人员的信息输入与行为管控纳入有关部门日常管理范畴,以致很多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人员出监后,因信息传送不及时、帮教主体不落实,导致其重返社会后处于失联失管状态。刑释人员在回归社会半年至一年内若脱离了政法机关与综治组织的教育与引导,由于其抗干扰、抵诱惑自愈力和免疫力相对较弱,极易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亚文化感染、个人财富与利益争夺中,因情绪管理能力固化、弱化从而导致又犯罪。

  (二)对出狱人的正当权益保护机制还有待实质性推进。当前,我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行业团体与大型企业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大多将有违法犯罪记录者排除在外,即便是一些生产性、流通性、服务性企业在招录员工时,也要求应聘者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在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谋生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找工难、创业难成了很多刑释人员重新犯罪的根本诱因。罪犯出监后,享有同正常公民一样参与社会竞争、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个人发展的权利,由于其“犯罪标签”和服刑印记,尤需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如果司法人员、公安民警、综治管理人员在罪犯回归社会后,随便向有关组织或个人出具、发送、提示其违法犯罪、服刑纪录的信息,则对相关人员重新融入社会无疑增加了难度。虽然我国有针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人员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毕竟涉及面极小。

  (三)部分人员出监后还面临一些人为的机制性障碍。当前,有几类罪犯回归社会后,会碰到诸多困惑和障碍,以致他们被迫或宁愿选择犯罪,以达到某种解脱和安逸。如受户籍管理滞后、计划外生育、逃避超生罚款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浙江监狱机关收押了许多自报名罪犯。据统计,自2010年至2017年,浙江省未管所共收押自报名未成年犯212人,经有关部门发函调查,共收到公安机关户籍证明98人,占46.23%。很多自报名罪犯回归社会后,由于没有户籍证明,无论是出行、住宿、就业等都陷入寸步难行的境地,为了生存一些人又选择了“重操就业”。又如,针对那些出狱后生活无着落、无一技之长、身患慢性重症人员,抑或出狱后生活不能自理、家属没法依靠、家境又十分贫穷者,有些人不经意间又会选择犯罪,因为在监狱服刑无论是生活、医保还是娱乐都能得到基本的保障。总之,如果公安机关不彻底解决“黑户”登记问题,如果监狱机关不在技术培训上下功夫,如果监狱机关不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出监上做好无缝对接,则特殊人群的再犯问题将会有增无减。

  (四)政法部门在化解矛盾、预防犯罪上存在本位主义倾向。政法系统各个组成单元由于根本属性、岗位职能、工作重心上的差异,在打击、惩治、预防犯罪上还有待深度的沟通和合作。其一,当前,有一些政法系统的精英转向律师行业,他们利用自己娴熟而又高超的业务技能,在刑事辩护时紧紧抓住办案人员的一些程序性瑕疵或执法上漏洞竭力作从轻、减轻或无罪辩护,虽然赢得了程序正义,但无形中削弱了刑罚的威严、犯罪的代价,让有前科者逃避惩罚变得有恃无恐。其二,一些监狱机关在惩罚与改造罪犯上存在理念与行为偏差,如为了让罪犯在监内平安改造、安心服刑,很多监狱为罪犯营造了温馨的学习、娱乐与生活环境,让患病罪犯享受了全公费的优质医疗,让各类长刑犯享受了各种改造“红利”,惩罚机能的失真与变异对于扼制重新犯罪现象产生了诸多“负能量”。其三,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常会面临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当其与他人发生管理类、民事类、经济类纠纷选择报警后,如果现场接警人员限于职责不调解也不移送(司法所)调解,而是明确要求其走法院诉讼程序,一旦对方不愿走此程序,很有可能会为其下一步非理性维权乃至重新违法犯罪埋下导火索。

  三、纾困之策:打造新时代智慧政法协作体系

  降低罪犯重新犯罪率,需要当事人的自省自强,需要政法系统的通力合作,需要社会各界的关爱支持。下面着重就打造智慧政法协作体系,防控罪犯出监后再犯罪作一谋划和构思。

  (一)构建罪犯出监前刑事奖励运作智慧合作稳固链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是刑罚执行工作的核心环节。为使此环节更具科学、法治、人文含量,当前要在深化智慧政法协作上不断有新作为。一是建立高危对象提前出监从严管控机制,要依托心理评估、医学鉴定、专家论证、集体会诊,针对那些出监后重新犯罪指数高、有反社会人格倾向、有严重心理或精神障碍者,监狱、检察、法院工作人员在刑事奖励呈报、审核与裁定上要从严审核,从严把关;二是完善多维度罪犯刑事奖励审核与裁定机制,要建立以电子审查为主、书面审查为辅、开庭审查为要、听证审查为补充的罪犯刑事奖励程序审核与实体裁定制度,不断提高刑事奖励运作过程的公信力;三是健全司法机关刑事奖励运作中的监督与参与机制,检察部门要在罪犯刑事奖励提请前、提请中、提请后全程参与法律监督,中级法院应派人参加监狱组织的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工作会议,注重从源头上收集、倾听各方意见,以提高司法效率,还减刑、假释制度应有的法治张力;四是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社区矫正工作协作机制,针对一些省份外省籍犯比例居高不下,拟假释或保外就医对象先前调查不顺畅、后续监管不得力等现象,部局或省局应通过召开全国性或区域性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出台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协作办法,确保罪犯户籍地、犯罪地、经常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在信息共享、工作衔接与后续监管上有更务实的推进。

  (二)建立资源共享、各取所需的政法系统智慧数据云平台

  新形势下,监狱机关作为刑事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立足监狱云和大数据,在提升监管改造质量、服务区域平安建设、防范重新犯罪、增进民众福祉等方面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一是监狱机关应建立全国或区域性的服刑人员改造数据库,通过人像固定、指纹存储、DNA检测数据保全等方式,为打击各类流窜犯、惯累犯再犯罪,推进社会综治管理提供强有力的信息支撑,必要时有关数据接口可和公安机关实行无缝对接;二是监狱机关应和周边公安机关注重警务合作,通过监狱和公安指挥平台若干管网端口对接,在分享重大狱情信息、构筑脱逃应急防线、打击滋事闹狱行为方面更好地发挥两警联动功能,确保监狱机关从传统物理安全向信息安全、执法安全等多维度转变;三是检察机关应和监狱机关加强检务互动,要着眼职能转型、创新驱动,立足监狱或检察单位的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不断拓宽新时代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领域的法律监督职能,这方面,成立于浙江省未管所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室可谓在职能行使上开创了新范式;四是中级人民法院应和监狱机关开展法务协作,要打通刑事司法与刑罚执行网络互通平台,将民警刑事奖励重要证据呈报和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会议召开情况和中级法院经办部门进行网络视频对接,同时要将罪犯罚金、民事赔偿判项履行情况和罪犯刑事奖励直接挂钩,以彰显法律威严,不断提高财产型判项的执行率。

  (三)打造政法系统犯罪预防职能行使智慧协作新格局

  刑释人员是影响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群体,做好刑释人员安置、帮教与管控工作,有助于降低其重新违法犯罪率,消减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新时势下,要以构筑智慧政法树为发展导向,既要注重办案流程的智慧化链接,又要注重法律制裁的智慧化展示,还要加强犯罪预防的智慧化推进。一是要不断强化智慧预警的战略定位。公安机关要改变重打击、轻预防的理念,通过“雪亮工程”及大数据研判,对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重点人群作提前预警与防范,以实现有限警力的精准配置与快速投送,让各类潜在的不法分子不敢犯罪、远离犯罪。二是要不断显现智慧司法的人文内涵。地级市以上检察、法院机关有必要成立事业编制的影像视频或法制文艺创作工作室,借助传统媒体的“以案说法”栏目,依托农村大舞台的法制文艺汇演,依赖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通过动漫、抖音等方式,大办开展常规性、广适性普法,让严肃司法走近百姓生活,贴近千家万户。三是要不断提高智慧行刑的科技含量。刑罚执行机关要和人文高校、科研强队开展战略合作,抓紧研发罪犯危险性评估、教育改造效能评估系统,稳妥推进分类化、项目化、个案化行刑矫正,不断提高对重点罪犯、典型犯群的矫治效果。四是要不断增强智慧帮扶的整体效能。国家有关部门应大力培育、有序引导各类行业中介组织、社会义工机构、维稳志愿团队、公益基金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充分发挥他们在民事调解、庭前调查、心理干预、救济帮困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四)建立重点人群出监后全方位智慧监管新模式

  防范特定或重点人群出监后再犯罪,是社会综治管理工作的重点。一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假释保证金制度。为提高罪犯假释适用率,增强被假释罪犯自我约束和担保人对假释对象的教育监管,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假释保证金制度,明确假释罪犯在一定期限内(一般以三年为宜)没有违反相关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全额退还保证金;在规定期限内有被处以治安拘留以上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保证金予以没收且上缴国库。二是建立以诉前调解为核心的矛盾化解新机制。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是新时代综治管理之应有要义。针对刑释人员数量较多的区域,综治部门要设置一些个性化的民事调解室、心理疏导室,积极吸纳新市民代表、有名望退休人员或社会专业义工前来“传道析法”,以化解他们在为人处世与就业谋生中碰到的各种困惑;人民法院要以和谐司法为价值取向,积极运用诉前调解等方式,最大程度地化解矛盾,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方面,四川成都法院就作了很有效的探索。三是针对特殊群体监管引入商业保险机制。为防范各类精神病犯出监后行为失控,各地应积极借鉴河北张家口等地做法,由政府综治部门牵头出资购买“监护人责任险”,以减轻潜在的监管风险,为特定关系人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消减后顾之忧。

作者:方剑良

编辑: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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